新任央行行长易纲谈货币政策操作 是迷信更是艺

更新时间:2021-02-08

  通常地,数量与价格是洞察经济现象这枚“硬币”的两个主要方面,即在供求力气的作用下,市场将主动实现数量与价格的动态平衡。对货币问题的考核也不例外,货币数量与利率价格也内在同一于市场的均衡动态之中。因而从这个视角来看,货币数量与利率价格所折射出来的经济信息好像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然而,或者是因为微观主体对量价的敏感水平存在差别,也许是因为宏观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各国在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方法选择及其演进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便是统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也可能选择不尽雷同的货币政策框架,在美国甚至还涌现了对货币数量与利率价格目标挑选上的屡次重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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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目:易纲谈货币政策操作:是门科学,更是种艺术

易纲 东方IC 图

  当前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越来越离不开开放经济的视角,应充足斟酌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剖析框架。瞻望将来,跟着汇率利率市场化、资本名目可兑换过程的推动,我国货币政策的规矩(体制)将不断趋近“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近期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上还提出了所谓“二元悖论”的新观点,即避险情感导致全球风险溢价的同步变更,妨碍了利差对汇率的调节作用,从而减弱浮动汇率制国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此情况下,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原来局限于一些核心国家(如美国)的情绪或恐慌可能敏捷传布到寰球其余国际金融市场。此外,跨境资本的大范围频繁流动也轻易引致正反馈轮回和跨部门危险沾染,成为实体经济顺周期性与金融加速器的一局部。开放经济前提下如何保护金融系统的稳固,不断优化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治理,既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传导的重要条件,也是历史上树立央行的初衷所在。

  [写在前面]3月1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部会议决议易纲为中国国民银行行长。易纲曾在2015年12月为伍戈、李斌所著的《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撰写了一篇题为《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的序言。当时易纲为央行主管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的副行长,而伍戈和李斌则分辨为央行货币政策二司和货币政策司的研究员。易纲在这篇序言中谈到了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现实背景、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的特征以及对未来货币政策规则的瞻望。易纲还说,货币政策是一门迷信,更是一种艺术。以下为序言原文:

  从全球各主要新兴市场及转型国家的实际来看,目前货币数量目标对于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吸引力不断减小,但由于市场经济与金融体系不发达等结构性起因,完整基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又不可能挥而就。那么究竟应采取何种货币政策规则就成为了这些央行面临的重大现实挑衅,转型中的我国也不例外。固然近年来我国经济金融改造及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但数量型工具仍在施展重要作用,这就使得“量”和“价”彼此和谐以独特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成为可能,即在经济转型时期实行以货币数量和利率价格工具并用的混杂规则,这无疑也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现实特征。

义务编纂:张玉

  那么实践上,货币数目与利率价钱目标可否得兼?如果难以得兼,那么中心银行毕竟应抉择货币数量仍是利率价格目的?假如取舍了利率价格目标,现实中我们又将如何实现货泉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逐渐改变?这些名义上看仿佛是“ABC”的问题,但其逻辑上却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从前咱们并不很好地梳理跟总结过。伍戈研究员与李斌研究员的这本专著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诠释,补充了该范畴的空缺。除了发达国度的个别教训之外,我国的货币政策转型还有着非常奇特的现实背景,这其中既包含高投资发展模式下适度投资和产能多余等问题,也包括“两部门”构造性特点下软估算部分等一直扩大、而制作业等实体经济却呈现“工业空心化”以及“融资难”、“融资贵”等庞杂景象。这些都是研讨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所不能疏忽的事实经济“泥土”。

  通读全书,我深深地感触到,伍戈研究员与李斌研究员的论证过程逻辑周密,材料翔实,充斥着智慧与乐趣,令人着迷。不难发明,对货币理论的普通法则以及货币政策转型的诸多问题,他俩都有着许多独特而深入的懂得,www.178212.com。其中,对于很多问题他们已给出了明白的答案,有些可能还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值得未来进步摸索。但我认为,有时候提出问题或许比找到谜底更为重要和有趣!

  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特殊是在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策略选择问题。近年来,预期管理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预期管理理论强调央行“怎么说”和“说什么”,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预期是否稳定。同时,货币政策的演进发展也是一个理论与现实不断翻新的进程。例如,货币政策操作的传统做法是调控收益率曲线中的短期利率,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重要央行的“扭曲操作”事实上强化了对中长期利率的调控。近期我国央前进行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的立异,其中好像也包括了部门中长期利率调控的“印迹”。此外,随着资本市场在公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进步,货币当局是否应当事先去禁止资产泡沫决裂,还是在事后采用一些办法,该“两难”问题至今仍时常困扰着各国中央银行,这些都值得我们从新审阅。

  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凯恩斯就在《就业、本钱和货币通论》这一经典著述中论述了货币数量与利息(率)之间的关联。值得玩味的是,这部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基之作的标题包含了三个重要宏观变量,其中后两个(即“利息”和“货币”)都直接波及货币金融领域,可见宏观经济学与货币金融理论之间自然的严密接洽。时过境迁,近年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决议层面,大家对货币数量与利率的关系及其政策选择方面又有了许多新的意识,但据我所知,海内外对其进行体系分析的作品却未几见。我很惊喜地看到,伍戈研究员与李斌研究员在扎实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和丰盛的央行货币政策实践基本上,切实联合转型中国的现实国情,对有关货币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创新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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